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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酒徒》是他的代表作《对倒》曾启发王家卫拍出《花样年华

发布日期:2022-05-12 20:20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是刘以鬯发表于1963年的小说。2011年由黄国兆改编并导演成同名电影。

  《酒徒》被冠以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,到底是不是这样,很难讲,可以肯定的是,这部小说的实验色彩非常浓厚。

  在聊这部电影的同时,我们可以和2015年的一部关于刘以鬯先生的记录片(《他们在岛屿写作》第二季第二集)一起对照来看。

  一个loser如何走出困境,成长起来,这其实是商业片最爱表现的主题。《酒徒》中的潦倒作家也是这个样子。

  当然,作为一个文艺调性浓厚的电影,给主角出路或者希望,是没有必要的,那只会让电影落入俗套。

  这类影片最在意的是人的状态。对于《酒徒》这部影片,自然要多表现这个酒徒作家不堪的生活现实。除了烟、酒和写作,能串起作家人生轨迹的,就是他接触过的女人。

  原著里探讨了很多文学与现实,比如战争,这些对话之外的语言是小说的血肉。而电影需要的是对白,自然少不了和女人的对话。

  《酒徒》不过是换作男人为主角而已,观众脑中整理故事的线索,很容易跟随两性关系发展的轨迹游走。

 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,再文艺的电影,可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故事,但不可能没有人物。

  还好,《酒徒》中的女人并没有大段落的出现,她们是作家生命中的点缀与过客。

  除此之外,生活里还有盗用他剧本的导演,请他写的报社老板,以及不断支持他坚守严肃文学立场的同道好友。

  显然,这个主角姓刘的作家身上有着刘以鬯本人的自传色彩,在记录片中,老先生说自己当年一天最多要给10个报刊写连载小说。

  一般白天要写娱乐大众的作品,晚上写自己喜欢的那类小说,尽管非常辛苦,但却乐在其中。

  电影改编自如此实验性的小说,文学性自不必说。我想提及的是电影里探讨文学的段落。

  对于这样的问题,饭桌对面的作家很伤脑筋,他更愿意聊女人的话题。而麦荷门很执着,之后还会邀请他一起做《前卫文学》杂志,而体会到生存压力的作家已经在写关于潘金莲的。

  文学对他是过去时,书架上各种英文小说,以及他想写的《海明威在香港》,都表明严肃文学,于他的意义已经沦为戏谑和把玩的对象。

  对方的回答是:拍一部电影三千元算什么?李导演在片场摔碎一个花瓶,那就是三千三千又加三千了……

  「既然这样,他们为什么还肯付三千元去购买一个剧本?三千元在一部电影的制作成本里占的百分比,实在微乎其微。

  最近有一部古装片,片子里有一场戏需要摔碎一些古玩花瓶,单单这些花瓶的支出,已经可以购买三个分幕对白剧本了。」

  导演不能光靠照抄小说对白来完成所谓的“忠实原著”,怎样改得口语化又符合人物特点,才是电影艺术在剧本方面应该做的功课。

  的原著中,刘以鬯还借人物之口,谈论自己喜欢的小说,看到那些作家的名字时,又让人想起许鞍华的《黄金时代》,在小说中有这样一段:

  「麦荷门对女人似乎不大感兴趣,对酒,也十分平常。他对于文学的爱好,大概是超乎一切的。他一定要我回答他的问题。态度坚决,脸上且有不满之色。

  没有办法,只好作了这样的回答:就我记忆所及,沈从文的《生》与《丈夫》、芦焚的《期待》、端木蕻良的《鹭鹭湖的忧郁》与《遥远的风沙》、姚雪垠的《差半车麦秸》外,鲁迅的《祝福》、罗淑的《生人妻》、台静农的《拜堂》、舒群的《没有祖国的孩子》、老向的《村儿辍学记》、陈白尘的《小魏的江山》、沙汀的《凶手》、萧军的《羊》、萧红的《小城三月》、穆时英的《上海的狐步舞》、田涛的《荒》、罗烽的《第七个坑》……都是优秀的作品。此外,蒋牧良与废名也有值得提出来讨论的作品。」

  这也并不奇怪,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小说里,提及几十年前的小说是很正常的。

  而在电影中,这些关于文学的态度,都是用来对比出这个潦倒生命面对生存的抉择。

  电影的改编有一个重现和描摹的过程,小说里的人物,不同的读者,脑子里想象的是不同的样子。

  没有电影的话,谁能想象由张国柱来扮主角?更不会想到导演会让一个女演员(蒋祖曼)来反串麦荷门这个角色。

  而这个演员同时扮演了作家生活中艳遇的十七岁舞女张露。不到演员表出来的时候,观众估计很难分辨。

  电影改编小说,并不是化繁为简的过程,时间是缩短了,但需要呈现的反而更多,这不是简单的数学加减法。

  所谓忠实于原著,是指电影在把小说具象化之后,离观众心目中对小说的想象是否接近。

  不过,对于这样小众的电影,估计没有多少人会去对比小说中的人物,甚至没有多少观众会成为小说的读者。

  刘以鬯是大器晚成的作家, 很多重要作品都是五十多岁完成的,比如《对倒》,是54岁时候写的。

  对倒本身是一种很难见到的邮票连接方式,《花样年华》里借用这种方式在拍摄一男一女的擦肩而过,“对倒”的形态无处不在,比如梁朝伟和张曼玉搬家的那场戏。

  在上海生活的时候,刘以鬯曾经看到过张爱玲不止一次,因为后者当时去胶州路的《西风》杂志投稿。

  香港的文学困境长久以来困扰着刘以鬯,他是这个道路上始终坚持创作的人,他很推崇张爱玲和沈从文这样的作家,但他是用小说的方式写的。

  当年香港作家也斯先生采访刘以鬯的时候,他很谦虚地说自己是流行作家,这反而让也斯对他更加崇敬。

  拍摄纪录片的那一年,刘老95岁,还在继续创作新的作品。因为都是手写在纸稿上,经常这样写下去会很枯燥。

  谈到生活,自然也会谈到爱情,刘以鬯和老伴罗佩云于1956年在新加坡相识。

  罗佩云女士曾是歌舞团跳现代舞的舞者。两人相熟一月后的某天,刘以鬯曾当面表白,在轻松的环境下,罗女士没有正面回答。

  决定和刘以鬯相伴的机缘,恰恰是罗佩云有次去探望他,突然间刘老开始咳嗽并咳血,两个人都吓坏了。

  那一刻,罗佩云知道,这个人的生活是需要有人照顾的。正是在爱人的体贴照顾下,刘先生渐渐改掉抽烟喝酒的恶习,对他长寿有很大的帮助。

  纪录片中引用了很多《酒徒》里的文字,可以作为电影的辅助版本,让你更好地理解电影。当然,最好的选择,还是直接去读刘以鬯的小说。

  从文字可以看出,诗与哲思入小说,也是刘以鬯的写作特点,摘抄一句作为本篇的结尾: